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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作品通常是现实与虚构相结合的产物，只不过每个时代的侧重不同。自从历史走入21世纪以来，文学中对人类真实经历的回顾与反思之风日盛，无论是那些血雨腥风的惨烈时刻，还是如涓涓细流般的日常生活。作品中的主角或者是个体，或者是作为个体总和的社会本身。有些事情不会每天发生，也不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但对于那些事件的主角来看，事情的发生却又好像无法避免。而且，即使变换了主角，同样的事情可能仍旧会发生。当一部作品赋予这些个体足够的空间与关注时，才真正能够称之为文学。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意大利的传统叙事文学仍旧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一方面，话题仿佛已经穷尽，但另一方面，现实又为叙事提供了无尽的资源。很多作品是作者多年思考和创作的延续，主要涉及集体与个体的历史、成长问题、犯罪问题、亲情与爱情等话题。作品中的人物自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也有自身独一无二的特点。大部分作品都来自作家本人的经历。他们或者讲述自己的故乡和家族，以及发生在自己、朋友或者同一代人身上的故事。每个故事发生的时代和场景，以及涉及的人物各不相同，从各个时空角度对人类社会生活进行剖析，使文学仍然作为叩问历史与现实的最佳工具。

　　从第一部小说《关于一把军刀的推论》（Illazioni su una sciabola）开始，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1939-）就着力于表现现实的那种令人迷惑的创造力，因为它比虚构更加奇幻和出人意料。在新作《南部的十字架》（Croce del Sud）中，马格里斯为我们讲述了三段来源于历史而又难以置信的故事。它们都发生在巴塔哥尼亚和阿劳卡尼亚之间，是拉丁美洲最荒凉和最遥远的南部边缘。那里风景迷人而又令人不安，是一片有待重新发现的土地。古马普切人越过安第斯山脉来到这片土地上。他们由狩猎和采摘者迅速演变为农民，同时也是永远的战士，会将敌人砍头并用头颅作为酒杯。在故事发生的公元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那里见证了对土著人民最野蛮的杀戮和灭绝，而书中的三个主人公都曾经以自己的方式捍卫它。

　　小说第一段故事的主角是斯洛文尼亚籍冒险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亚内兹·贝尼格尔德（后更名为唐胡安）。他潜心研究那片土地上失落的语言和文明，并编纂了斯洛文尼亚语-西班牙语-阿劳坎语字典。他还是空想社区的建筑师，在19年中以印第安人的帐篷为家，致力于日常中那些虽小但又具有决定性的变化，并为纠正发生在那里的不公而奋斗。他还疯狂地热爱着两个女人，与她们有了16个孩子，并在遗嘱中要求将自己埋葬在两个女人的旁边。第二位主人公，疯狂的法国律师奥雷莉·安托万·德·图嫩斯（Orélie-Antoinede Tounens，1852-1878）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曾经宣布自己是一个并不存在的王国阿劳肯尼亚的国王。这位轻歌剧式的君主和19世纪的英雄，试图统一马普切人和巴塔哥人的王国，于是发起了一场荒唐、悲惨而又高贵的捍卫自由的战斗。失败之后，他流亡法国，在一个名叫图图伊拉克的小镇上死于癌症。恰恰是这个真实的人物，将历史事件与离奇的故事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三个故事发生在意大利蒙费拉托的修女安吉拉·瓦莱塞身上。南极的霜冻、太阳风的风暴，使这块位于南美洲最南端的土地犹如宇宙的深渊。安吉拉是一个勇敢而富于冒险精神的女人，她将一生奉献给火地岛上受剥削和遭屠杀的土著人民。

　　作家马格里斯也是一位娴熟的考古学家，他在遗忘的冰层下发掘，用他的发现打动人们的心灵。《南部的十字架》是对未知世界展开的挑战，将发生在南美大陆边缘的故事与普遍历史的宏观世界结合在一起。三段真实而似乎不可能的生活，三个参加了当地人们以自由和尊重人民的名义奋斗事业的人物，都通过自己的行动与著作，将朴实与神秘结合在一起。作家借助文学之手，使这块孤寂的土地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当中。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文化传统，西西里岛始终是一片充满厚重和神秘感的土地。以西西里为背景的故事层出不穷，而它们呈现出的现实与思考远远超出了其地理边界。在2019年出版了索尔齐家族三部曲的第一部《苦涩的咖啡》（Caffe’amaro）之后，西莫奈妲·阿涅罗·霍恩比（Simonetta Agnello Hornby，1945-）又出版了第二部《贵族楼层》（Piano nobile）。故事发生在西西里最艰难和关键性的时代之一，也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战后重建（也可以说是美军的占领）的时期。主人公恩里克·索尔齐躺在病床上，家庭的故事如电影般在他的眼前闪过。与此同时，亲戚们聚集在一张大桌子边上吃饭，席间充满各种有声的争论和无声的默契。就这样，位于索尔齐宫殿“贵族楼层”的餐厅仿佛成为世界的中心，也像是在见证一个世界的衰落（联军的轰炸和法西斯政权的倒台）和另一个世界的诞生。后者代表着希望，但也可能是另一种罪行。小说通过对话、画面与回忆，展现了直到1955年为止在巴勒莫发生的集体与个人事件，充满了激情、复仇与背叛。作家霍尔比将社会生活的整体画面与个人经历的细节紧密结合。政治不仅仅发生在王宫和议会里，也发生在其他人群汇聚的地方。庞大的索尔齐家族由40人左右构成，包括了各种社会阶层与成分。这是发生在作家出生的城市和阶层的故事。她坚持用外祖母的画像作为作品的封面，因为书中的故事就是外祖母生活的年代。这种社会史与家庭史相结合的方法，使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更加可信和具有人性的温度。

　　在小说《在我们出生之前》（Prima di noi）中，焦尔焦·丰塔纳（Giorgio Fontana，1981-）同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家族的故事。它发生在意大利东部边陲的弗留利大区，时间跨度从1917年到2012年。家族的第一代是毛里齐奥·萨尔托利，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开小差，逃到弗留利农村，被一个农民家庭收留，继而结婚并定居下来。随后，他们的三个孩子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重建，第三代生活在混乱的六七十年代，第四代则安居今天全球化的米兰。故事的起点是发生在作者曾祖父和祖父身上的真实故事，尤其是祖父的书信、日记，以及祖父在世时与他的交谈，但其余的人物和时间都纯属虚构。在确保人物个性与历史事件的准确性的同时，个人故事与社会历史之间时而紧密相连，时而各行其是而互不牵连。这是一部历史大合唱般的小说，涵盖了20世纪的整个意大利历史。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作品在历史为后世造成的困惑与痛苦层面的思考。曾祖父的逃兵经历，令所有的后代子孙无法释怀。当父辈的错误和不幸落到后代身上时，应该如何去摆脱它，从而拯救自己和整个家族呢？年轻的作者正是用自己的笔，用文学的武器，探索发生在我们出生之前的故事：它决定了我们这代人的生存环境与方式，是一种先天缺陷，还是一种优势？这是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

　　《天意之人》（M. Luomo della provvidenza），是安东尼奥·斯库拉提（Antonio Scurati，1969-）反思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历史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M.世纪之子》（M. Il figlio del secolo）已于2020年获得斯特雷加奖。第二部讲述的是从1926年到1932年的意大利历史。1925年初，这位意大利和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理，谋杀马泰奥蒂的“功臣”，已经在全国建立了法西斯独裁，而且颁布了种族法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无上权力不容置疑，甚至教皇庇护十一世都宣称“是天意让我们与他相遇”。小说的名称也是来源于此。同时，人性中的软弱、恐惧和孤独，也如同溃疡一般侵蚀着他的内脏，折磨着他的精神。尽管如此，他是世纪之子，必须沿着既定的道路走下去，创造更伟大的历史，那就是在非洲开展殖民战争和建立血腥的集中营。这部作品延续了第一部的框架，每一章在叙事后面都配有一些采访录音、资料、个人声明等，这些历史资料为故事提供了有力的旁证。作者通过对故事与史料的大胆编织，将这位世纪之子走过的道路呈现在我们面前，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民族自省的机会。

　　与以上这位“世纪之子”相比，非裔女性拉法努的人生无比曲折，因此并不显得平凡。伊嘉芭·谢戈（Igiaba Scego，1974-）的小说《非凡的拉法努》（La linea del colore）开始于1887年2月，是一部文化传记，主人公的虚构故事来自两个曾经真正存在的女人，她们是非裔美国人的雕塑家埃德蒙尼亚·刘易斯（Edmonia Lewis，1844-1907）和助产士莎拉·帕克·雷蒙德（Sarah Parker Remond，1826-1894），后者是推动人权和妇女选举权的活动家，二人都生活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罗马。本书的作者是非裔意大利作家，但也具有索马里人、罗马人，甚至威尼斯人的特征。她热爱音乐文化和儿童文学，主编了一部名为《未来》的非裔女作家短篇小说集。小说的主人公拉法努是一位生活在19世纪罗马的 “绘制面孔的奇怪黑人妇女”。她出生在奇佩瓦的一个印第安部落，后被北美城市萨勒纽斯的一个被解放的黑人家庭收养，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来到意大利。拉法努过着有尊严的生活，遇到了真挚的爱，并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不时会受到“内心恶魔”的困扰。同时，有色人种的烙印，也使她无法避免厄运。1887年2月，入侵埃塞俄比亚的500名意大利殖民军士兵被当地武装歼灭。消息传到罗马时，这位非裔女画家刚好旅行归来。在火车站前，罗马人将愤怒发泄在她的身上。种族主义和暴力仍旧是她无法逃离的命运。小说还有一条线索，也就是发生在现代非裔女性莱拉和她堂妹宾蒂身上的故事。她们讲述了自己类似拉法努·布朗的经历，并以她为灵感和榜样。莱拉是第二主角，其生活轨迹将她生活的罗马和故乡索马里连接在一起。虽然同样是虚构人物，但明显带有自传体的痕迹。在她生活的当代场景中，成千上万的女性想要从非洲来到意大利，以便逃离命运的安排，但大部分人的梦想都被无情地破坏。作品中表现了普通人并不平凡的人生，尤其是以非裔女性为代表的与命运的抗争。两条主线并行的形式打破了一般历史小说的结构，不仅使情节对当代开放，而且大量涉及文化和语言的各个领域，很大程度上拓展和超越了叙事的边界。

　　对于邪恶根源的探寻，能够揭示现实和照亮黑暗的角落。尼科拉·拉卓亚（Nicola Lagioia,1973-）的小说《活人之城》（La città dei vivi）来源于2016年3月5日发生的一个真实案件。埃马努埃勒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邀请一位几乎是陌生人的，名叫卢卡·瓦拉尼的23岁年轻人到家里做客。在三天的时间里，出身富裕阶层的埃马努埃勒与朋友马可，在毒品和没有来由的内心邪恶驱使之下，凶残地将卢卡折磨和重伤致死。这件发生在“绝美”而又玩世不恭的罗马的惨案，令作家拉卓亚受到极大的震动。在随后漫长的几年时间里，他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调查和重建，不仅走访了方方面面的人物，参观了自己居住的这座城市的所有角落，甚至一度与两个凶手中的一个保持通信。整件事情的荒唐与不可思议来自于动机的缺失：本案的两名罪犯并没有任何预谋，也没有任何劣迹，是两个“正常人”。表面上看来，他们是受到毒品的作用以及一系列其他问题的驱使。然而，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毒品还是家庭不幸，都并非两个年轻人所独有的问题。那么，犯罪可能还有一个“人性化”的动机，那就是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的软弱。这种软弱的另一个实例是：事发之后，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不堪社会压力而自杀身亡。两个年轻人的行为揭示出人性中固有的恶，而残酷的罪行其实源于一些琐事：请朋友到家里做客，毒品和酒，做一些危险游戏的模仿，或者一个恶作剧。仿佛仅仅片刻的“软弱”便会酿成大错。文学要寻找人性的角度和诠释方式：刽子手和受害者之间自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他们都是人。他们好像是着魔一样，无法将自己已经开始的行为停止下来。这并非意味着我们都是潜在的杀人凶手，但能够使我们更加看清我们内心更深处的那些结。

　　埃莉切·乌尔初洛（Alice Urciuolo,1994-）的《钟爱》（Adorazione)，同样描述了一个似乎“无法解释”的凶杀案：拉齐奥大区南部的一个安静小镇，规矩的中产阶级家庭，青年人恩里克杀害了女朋友埃莱娜。一年之后，这个案件仍然在折磨着一起成长的那群年轻人的神经，同时也成为隐藏在整个社区乃至整个小镇内心的一道仍然隐隐作痛的伤疤。从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信息中，你找不到任何邪恶的蛛丝马迹，一切仿佛都那么“正常”。小说如同电影的镜头，带领着读者逐渐走进那些人物的生活，探寻问题的根源所在。书中所有人物都与“钟爱”有关。这本来是一个褒义词，意味着爱情、关注和照拂，但它也可能演变为盲目的崇拜，继而引发某种爆发性的欲望；会蒙蔽人的思想，进而激起最糟糕的本能。人们或早或晚都会遇到这种“有毒”的情感，而它派生的暴力和压迫，使异性恋关系中的任何交流归于毁灭。小镇窒息的气氛使整个事件更加压抑：眨眼示意，吞吞吐吐，影射，以及似乎不经意的评价和偏见。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作者出生的小镇。她在描述欲望导致的罪恶的同时，还影射了外省与城市之间、落后与进步之间、循规蹈矩与欲望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年龄之间的无法沟通，进而揭露了意大利小镇生活中的弊端与虚伪，并在一定程度上敦促人们去改变。所有这些延伸话题，令小说超出了对于单纯“妒杀”的范畴，成为一个全面的社会学探讨。

　　假如说对于犯罪动机进行分析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并非寻找凶手，而是在人类内心中挖掘犯罪的深层原因，那么对于心理创伤的分析也是一样，而这两种最令人担忧的症候，同时都折磨着年轻的一代人。

　　艾尔玛诺·卡瓦佐尼（Ermanno Cavazzoni,1947-）的《母亲凶手》（La madre assassina），有一个类似卡夫卡《变形记》的开篇：一天早上，22岁的年轻人安德烈·帕西尼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造的存在，也就是某种“具有运动和思想能力的机制”。安德烈是真身的替身，也是一个有意识的“超身”。“之前的他”可能已经被母亲和她的情人（会计奥利维）一起杀死，并藏在一个地下室的冰柜中，还有一只被剥了皮的猫在那里游荡。故事发生在米兰一栋普通的房子里，人物包括一位做作的母亲、一名会计师兼公寓管理员、一名交通警察、安德烈的女友，以及他唯一的盟友阿尔米尼医生。公寓的邻居们可能都是谋杀案的同谋，而如章鱼般具有诱惑力的母亲是一切的组织者。整本书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安德烈的妄想，甚至来自太空的入侵者也进入到这个幻觉般的故事当中。幻觉、残酷的梦境、人类对他的折磨、外星人的荒谬行为，都使整个故事的节奏迅速而又令人焦虑。曲折离奇而又完美连贯，同时充满讽刺的情节，产生于一个偏执的大脑，尤其是那颗受到现代社会中的那种疏离感煎熬的心灵。

　　残疾以及随之而来的沟通障碍，也是造成心理问题的原因之一。在斯特法诺·科尔贝塔（Stefano Corbetta，1977-）的《沉默的形态》（La forma del silenzio）中，男孩雷奥在6岁时失踪。他天生失聪，只能通过手语和家人交流。19年后，姐姐安娜已经是一名心理学家和代课老师。对她而言，雷奥仍然活在她的心里，而且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她与母亲以及长期的朋友斯特拉等人之间的关系。一天，雷奥在米兰聋人学校时的同学米歇尔来找她，说他知道并认识陪着雷奥离开的那个人。于是，安娜按照米歇尔的指点，开始了对弟弟的寻找，但有些事情使她无法给予朋友充分的信任。读者只能依赖安娜赋予事物的意义，以及她对弟弟手势和感觉的解释来了解这个故事。所有的角色最终都变得沉默寡言，正是由于他们的沉默，掩盖的真相一点点地变得清晰。“沉默的形式”，不仅关乎这个男孩，也包括充当他与世界沟通桥梁，却没能将他在学校的不适之感告诉父母的姐姐的沉默，以及无法处理与残疾子女沟通问题的父母的缄默。正是所有人的沉默，造成了雷奥的心理创伤和失踪。我们也是这个“沉默的社会”的一份子，而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正是这个社会各种伤痛的重要根源之一。

　　在文学作品中，对于一个人物的介绍可以采用第三人称的客观手法，也可以借助于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叙述者，而且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就如同一个了解内情的证人。在这种对话式的讲述当中，叙述者几乎总是那个比较安静和理智的人，而被叙述者的性格更为独特和鲜明，仿佛叙述者是读者的同谋，帮助他贴近那个希望了解的人。同时，叙述者的描述并非完全客观，而是会投入自己的情感和判断。于是，就产生了通过对友人的回忆来记录岁月流逝的别致手法。在自己与他者的对话当中，叙述呈现出几种不同的维度，从而拉近了现实与虚构的距离，也赋予想象和虚构更大的空间。

　　埃玛纽埃勒·特雷维（Emanuele Trevi,1964-）的《两位友人》（Due vite, Neri Pozza）出版，这是一部传记体杂文小说，讲述的是两位已故的亲密友人的故事，他们是洛克·科尔伯尼（Rocco Carbone，1962-2008）和皮娅·佩拉（Pia Pera，1956-2016）。面对着青年时期的照片，作家以强烈的情感描绘两位的个性和文学造诣，以及三人共同的经历和一起走过的人生。两位友人的性格是如此不同：前者的脸庞棱角分明，后者则具有英国淑女的魅力，不十分美丽但极具诱惑；前者常常被自己的愤怒羁绊，固执而又僵化，苛刻而又充满仇恨，唯有时间能够使他的心灵变得稍稍柔软，后者则非常阳光而又可亲，疾病也使她越发坚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之间的友谊，而这部分记忆尤其与文学交织在一起：青年时期，他们曾经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互相鼓励，作为翻译的佩拉还把俄国文学介绍给另外两个人。同时，作为三个人中间唯一的女性，她也是三人友谊的润滑剂，经常需要化解两个男性冲动下发生的激烈争执。其实，那些争执也表明人与人之间的了解永远要通过一扇“窄门”。每个人都有两段生命：一段是他的生理生命，另一段则是别人对他的记忆。本书就是通过对友人的回忆，赋予他们第二段生命。同时，对于友人的回忆也为我们提供了曾经走过的人生的具体画面，并促使我们探讨生命、死亡、现代社会的各种悖论等命题，并且对于人生的短暂和它留下的创伤进行思考。所以说，书写友人的生平，既是传记，也是自传。

　　假如说上面一部作品是在作者与朋友之间的对话，那么毛洛·科罗纳（Mauro Corona，1950-）的《最后一口:切里奥的一生》（L’ultimo sorso. Vita di Celio）就是二者之间的合体，进而对自己的灵魂深处进行挖掘。作家笔下的人物切里奥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或者说是很多人的总和：真实存在的山民切里奥，作家成长中遇到的其他“老师”，以及他个人的经历，从而塑造出了他所需要的那个良师益友的形象。在童年时期，作者从切里奥那里得到庇护，得以对抗父亲的暴力，同时了解到自然的神秘与智慧。切里奥是可信赖的乡绅，也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和叛逆者。小说中的人物始终一个人生活，没有朋友和同龄人的陪伴，也没有与他人的对话和交谈，他的生命犹如一棵孤立存在的大树。然而，大山为他提供了朋友、女人和家人没有能够提供的东西。只有大山能够倾听、理解和尊重他。如同十字架一样背负在身上的孤独，就像是在面对灾难和痛苦时唯一的救赎。切里奥曲折的一生，如同镜子一般映出了作者本人的影子，只不过前者生活方式更加绝对和纯粹。切里奥是生活在阿尔卑斯山区一个小镇上的普通人，那里是作者的故乡。他将切里奥从人们的遗忘中拯救出来，也借助对他的描述来回顾自己的一生，尤其是作为生命缩影和源泉的童年时代，它被作者定义为“生命的钥匙”。对于童年的回归，是为了弄懂它以何种方式在指导自己之后的人生路线，也是在灵魂深处进行挖掘，以便找到人生中症结所在，以及各种选择背后的动机，进而与他人和自己和解。